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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宁:生产许可证浸透了沉甸甸的制度交易成本

2017-06-16 11:10:00 编辑 删除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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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宁:生产许可证浸透了沉甸甸的制度交易成本

             2017年6月16日《北青报》“重点关注”首发

本周三,国务院决定再砍掉22类量大面广的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。经此一砍,仍然实施生产许可证管理的产品将压减到38类。

今年以来,国务院已三次部署生产许可证改革事宜,每次都由李总理直接过问,亲自“逼”着诸多发证部门“自断财路”,推着这些部门落实国务院“放管服”改革的阶段性任务。

“放管服”改革为什么要对生产许可证下刀?简单一句话,它在很大程度上,已经成为发证部门“行政创收”、直接和间接“行政敛财”的工具。与此同时,随着政府职能改革及小金库被取消,发证部门明面上不能直接向企业收费,那就改由下属事业单位或选择所谓“市场化”的办证中介收费。办证中介由此孽生为令人眼馋心热的“热门产业”。

可如此之下,申领生产许可证,就成了众企业谁都无法“逃脱”的制度性交易成本。企业大把出了“血”却还敢怒不敢言,因为生产许可证不是“一劳永逸”的,把发证部门给得罪了,定期复验时很可能惹上麻烦。而复验一旦遭卡壳,那就是非法生产哩!

企业生产产品要先申领生产许可证的制度安排,国外没听说,在中国却已存在数十年。1980年代,乡镇企业在中国兴起,粗制滥造、假冒伪劣成风,最丢人现眼的诸如温州的“纸板皮鞋”,由是,短短数年内,“中国制造”的国际声誉一落千丈。情急之下,国务院颁布《工业产品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》。至此,生产许可证制度成为中国特有的产品质量前置监管手段。随之,生产许可证申领与复验,逐渐形成一个令人苦涩的“市场产业”。

进入新世纪后,尽管当年的乡镇企业早就淹没在历史尘埃里,中国制造亦开始向中高端转型且步履越走越快,但因为有利可图,国内工业产品质量监管,非但没有采取国际通用的过程监管,而继续采用实际效果乏善可陈的生产许可证制度,考虑到此时政府行为已开始受法制约束,有关方面遂将1984版的“生产许可证试行条例”升格为正式的“生产许可证管理条例”,从法制层面进一步固化了有违国际通行做法的生产许可证制度。

我国纳入国家统计的工业品门类共有460余个,而纳入生产许可证管理的工业品门类则多达487个。换句话讲,几乎所有工业产品门类,均须申领生产许可证才能进行生产。直到2015年,本届中央政府自身改革持续发力,经几轮阻力极大之砍压,不合时宜的生产许可证才缩减到本轮砍压前的60类。然而,数量的大幅压缩仍然令众企业高兴不起来。

改革收益递减----生产许可收费成本包括时间成本依然高企,问题出在哪里?在本周二召开的全国推进“放管服”电视电话会议上,李总理自揭了家丑:“生产许可证虽从最初487类缩减到目前的60类,但掰开来看,这60个大类里面还套着小类,小类里面还有单元,单元里面还有品种,林林总总有近千个,而且多个部门还存在高度重复许可问题。”

大类、小类、单元、品种……如此这般,哪里是为监管忙乎,分明是为获利设卡。一家饲料企业已申领到生产许可证,可有关部门并不肯放过它,上门找碴:“这饲料喂大猪、喂小猪还是喂乳猪?而且还要企业提交工艺和配方!”这副腔调、这等作派,就差大猪、小猪、乳猪的饲料都得单领生产许可证不好意思说出口。一家冰箱厂,所产冰箱有大小之分,却要申领两份生产许可证,作两份强制安全认证。如此不近情理,人为增加企业负担,无非是办证和认证都有利可图也。

“许可证革命”革的就是部门利益,反复拉锯势所必然。中看不中用的生产许可证大部分取消后,“放”的一块大体做到了,但“管”与“服”的挑战亦徒然放大了。让企业真正实现轻装前行,依然前路漫漫 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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